美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国会在如此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军事条件下出兵朝鲜，再加上急于结束战争，回家过节，结果轻敌冒进，一路北上，陷入了志愿军的重重包围，连战连败。
1951年1月初，中朝联军轻松越过三八线，再次占领了汉城。这时，联合国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停火议案，然而却遭到中国的拒绝。
朝鲜战争一爆发，联合国就开始出面调停，比较积极的是印度和英国。停战谈判的主动权无疑掌握在具有军事优势的一方，联合国最早是向朝鲜呼吁，而后转向美国，中国出兵、美军溃败以后，是否接受调停进行谈判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态度了。考虑到中美军事装备相差悬殊的实际情况，中国决策者最初设想与美军作战的方针时，异常谨慎和冷静。在中美开战之际，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歼敌的目的在于“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68] 周恩来也说：中国出兵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人“知难而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69] 不过，初战取得胜利后，中国方面对停战谈判的方针发生了很大变化。1950年11月23日，印度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了英国的建议：举行和谈解决朝鲜问题。中国没有明确拒绝，但提出要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在一起。[70] 12月4日美国确定的谈判立场是：以三八线为基础停火；不得附有危害联合国军安全的条件；不得讨论台湾地位、联合国席位等问题；如果联合国军不得不撤出朝鲜，必须对中国实行制裁。[71] 而此时中国的态度也更加强硬了，毛泽东在12月3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指出：敌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大量消灭敌人，才会“促进美国撤军”。[72] 周恩来也指示中国代表伍修权和乔冠华，在联合国开展活动的方针是“他急我不急”，一方面表示不拒绝进行停战谈判，一方面要抓住台湾问题不放。[73]此时，在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的一再催问下，中国政府拟定了五项停战谈判的条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在询问莫斯科的意见时，斯大林答复：完全同意这五项条件，但在占领汉城以前，先不要“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而要让美国先提出条件。[75] 于是，中国决定采取“拖而不摊”的方针。[76]12月7日，印度代表十三国向中国提出了在朝鲜停战的建议，主要内容是举行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其先决条件是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大国会议将讨论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及建立独立统一朝鲜的问题，同时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问题。潘尼迦在递交这一文件时还指出，这一建议是所有非欧洲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这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举动，如果中国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获得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77] 与苏联协商后，12月12日周恩来答复潘尼迦：中国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现在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尽快知道美国和联合国对停战条件的整个意见。至于三八线的问题，早已为美国侵略军所破坏而不复存在了。同时要伍修权转告联合国三人委员会，如果问到对十三国提案的立场，答复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事。[78] 在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这时中国决策者关于停战谈判的方针开始僵硬起来。12月9日，菲律宾代表将十三国建议交给美国，其主要内容包括：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离朝鲜；美舰撤出台湾海峡；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监督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6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一支部队留在朝鲜维持治安；海港、边境由联合国视察员进行视察，以保证上述条款的执行；实现停火后6个月由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主持选举；选举后3个月，联合国部队撤离朝鲜。[79] 11日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商定：接受停火的原则是不得使美军处于军事上的不利地位，不得附有政治条件，应在停火前谈妥停火的细节，由联合国监督停火。[80] 显然，没有进一步的军事打击和国际舆论压力，美国的僵硬态度是不会改变的。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十三国提案，其主旨是先停火再召开会议和平解决现实问题，苏联及东欧国家投票反对。联合国还成立了三人委员会，专门处理朝鲜停战问题。接着，印度驻华参赞和大使轮流向中国外交部进行解释和劝说，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这一提案，先坐下来谈判，印度和其他国家会继续向美国施加压力。但中国的态度很坚决，美国必须先从朝鲜和台湾海峡撤军，否则绝不谈判，还指责联合国通过的提案不过是为美国争取喘息的时间。[81] 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22日发表）的声明时，在谈到中国关于和谈条件的地方特意加了两条：美军撤出台湾、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说：“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82] 此时中朝联军正在筹划打过三八线的第三次战役，如何会就此罢手？！对于停战谈判，中美的主张针锋相对：美国的原则是美军在军事不能处于不利地位，也不能附加政治条件，而中国的主张是必须附带政治条件，且中朝联军一定要打过三八线。12月8日，彭德怀曾提出，如此役不能给敌意歼灭性打击，则暂不过三八线。周恩来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也建议推迟进攻汉城。[83] 但毛泽东认为，“必须越过三八线”，否则在政治上很不利。[84] 所谓政治上不利，一方面如前周恩来所说，是指中国现在不承认三八线是一条政治分界线，另一方面恐怕是考虑到要与盟友的立场保持一致。[85]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停战谈判显然是不可能的。12月19日，彭德怀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在“稳进”的前提下越过三八线作战。[86]1951年1月4日，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攻占了汉城，这不仅在白宫引起混乱，也推动了联合国进一步修改和谈方案。1月5日，尽管美国代表强调，他的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联大政治委员会还是同意由三人委员会再提出新的建议。[87] 1月11日，三人委员会以十三国提案为基础，在政治委员会上提出了五项原则性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3日政治委员会进行表决，并通过了这个“补充报告”，美国投了赞同票，苏联仍然反对，其理由是中国和朝鲜没有被邀请参加讨论。会议还决定立即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一提案，并要求其说明是否同意将以上五项原则作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基础。[88]作为新的停火建议，这五项原则几乎满足了周恩来声明中提出的所有条件，而根本无视美国反对任何政治附件条件的一再要求。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接受这个“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其实，美国这也是在陷入进退维谷境地时的无奈选择。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分析的，接受这个提案，将使韩国失去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的愤怒”，反对这个提案，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的多数支持”，甚至引起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的不满。根据中国此前对十三国提案的态度，艾奇逊判断中国很可能也会拒绝这个新建议，所以美国可以投赞成票。[89] 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做一次政治赌博。一旦中国拒绝，就像艾奇逊预计的，不仅美国将摆脱困境，还会让盟国的头脑清醒起来，并追随美国谴责中国。果然不出艾奇逊所料，中国又一次拒绝了联合国提案。实际上，在政治委员会投票之前，印度大使已经在11日当天将新建议以备忘录的形式转交给中国政府，并征求意见。中国立即向苏联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如果政治委员会通过该提案，中国拟在拒绝先停火后谈判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四项主张，即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已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谈判的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及远东有关问题；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起予以确定；七国会议的地点提议选在中国。备忘录还提出，七国会议举行后，可以先讨论限期（如一两个月）停战的问题。[90] 显然，中国已经考虑让步，即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及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不再作为停战谈判的前提，但仍坚持先谈判再停火的原则。对此，斯大林13日回电表示赞同，并希望征得朝鲜同意。[91] 周恩来14日将备忘录发给朝鲜，并说明苏联已经同意。[92] 15日彭德怀回电，表示完全赞同。[93] 于是，17日晚19时至22时30分，中国外交部分别向朝鲜、苏联、印度、英国和瑞典驻华使节递交了周恩来给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电报。[94] 18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了这封电报，内容同前述备忘录无异。1月17日晚，周恩来接见了印度大使，1月18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接见了英国代表和丹麦公使，欧非司司长宦乡接见了瑞典大使，分别向他们解释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的理由。[95] 仔细阅读这些谈话记录，有助于理解中国领导人关于停战谈判决策的立场和动机。关于“先停火后谈判”的说法——中国反对联合国提案的主要理由，潘尼迦解释说，联合国建议可能在字面上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这里的意思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在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以结束战事”。周恩来答复，“谈判的条件是存在的，但其具体实现当然必须通过谈判”，“谈判的目的在于停战”。潘尼迦认为，按照这种说法，“谈判也就是假定了停战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应该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立场。在这里，印度人实际上提出了“停火”和“停战”的不同概念的问题。周恩来坚持“先谈判后停战”，其本意就是要先答应中国提出的政治条件，再谈停战问题。但是，如果双方不停火，怎么坐下来谈判？中国反对联合国提案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讨论（这也是苏联反对的理由）。潘尼迦解释说，这个建议是“提请中国考虑的谈判基础，如果中国同意则正式协商”。联合国作为交战的一方，不可能先征求中国的意见，然后再提出建议。周恩来有些退让说，“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我们没有把联合国看为作战一方”。问题是中国在联合国应有合法地位，而这种合法地位至今未得到承认，“因此我们随时要提醒这一点”。周恩来说的是实情，也是中国关注的重点，由此便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先召开七国会议，并指出会议召开本身就意味着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关于“先停战是美国政府为了取得喘息时间”的说法，英国代表解释说，这是中国一向的态度，但是英国政府并不如此认为。“英国政府认为停战并不会造成联合国军队再行战争的条件，英外交部曾有许多电报给我谈此事”。但章汉夫仍然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就是要争取一个喘息的时间。在这里，中国决策者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这个议案是美国投了赞成票的。且不说美国是否需要“喘息”，根据英国代表的说法以及联合国的程序，可以想见，作为投赞成票的成员国，面对已经通过的联合国提案，美国出尔反尔所遭遇的困境想必远远大于它在投票时的尴尬局面。对于中国一再强调“停火是美国人的阴谋”的说法，潘尼迦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美国是同意这一建议的，但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建议，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一建议。”这个情况应该让中国决策者意识到，或许这个停火议案并非是美国人有意鼓动或主动提出的。从周恩来简单的回复——“事情并不常常合乎美国的设想”——可以感到，他对此似乎已有所领悟。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地点，潘尼迦一再提出“必须选择一个有中立性的地点，使与会者自在而不感觉到为难”，其中提到了香港、开罗和印度等地。周恩来坚持认为，“这一会议是要解决东方问题，因此在中国最为适宜”。显然，这一要求是不合情理的，以至瑞典大使在外交部看到中国的文件时就自言自语地说：“嗨，在中国开会！这怕人家不能同意吧！”从周恩来起草的备忘录以及上述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种种理由均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英、印等国代表作出解释后，其真正原因是中国决策者（在苏联的支持和压力下）根本就不打算进行停战谈判，至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机。占领汉城后，彭德怀顶住了金日成和苏联顾问要求继续南进的压力，下令全军休整。[96] 然而，中国决策层这样安排，并非是想就此罢手，而是考虑如何为下一次决定性战役做好充分准备，以彻底打败美军。毛泽东在1月14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反复强调，为春季攻势做好充分准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最后性质”的作战，“保障最后胜利”，在4-5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向斯大林转发了这份电报。[97] 既然联合国军迟早要被赶出朝鲜半岛，既然志愿军在几个月后就会大获全胜，为什么现在要进行停战谈判？正因为如此，中国反对先停战（停火）后谈判的原则，而坚持先答应中国提出的政治条件，再考虑停战谈判的问题。
显然，周恩来也意识到中国处理这一事件的策略失当。为了争取世界舆论，中国外交部以答复印度大使的方式，于1月22日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刊登在24日的《人民日报》，主要内容是：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并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将负责劝说志愿部队回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可分两步进行，首先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其次，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必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不会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解释的时间和空间，周恩来的努力淹没在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看到中国的答复后，1月17日（美国东部时间）美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大政治委员会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奥斯汀还把中国称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98] 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99] 22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宣布，美国坚决主张，将来任何有关台湾问题的会议，都必须有国民政府参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从未做过任何承诺。[100] 30日，政治委员会否决了印度等十二国关于请中国对联合国1月13日决议的答复做进一步补充和澄清的建议。2月1日，在美国的鼓动和策划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101] 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是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102] 不过，与美国的外交计谋相比，真正使中国陷入困境的，是美军在战场采取的军事行动。在志愿军接连击败联合国军的情况下，美国最初确实考虑过从朝鲜撤军的问题。但是李奇微接手指挥美军地面部队后认为，美军并没有重大损失，只是士气不振，而中国军队由于缺乏现代化装备和后勤保障，其连续进攻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所以，美军完全有能力守住现有阵地，甚至应该立即组织反攻。1月15日，李奇微就开始了试探性的反攻。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停火议案以后，1月25日，李奇微集中地面部队及全部炮兵、坦克部队（总兵力约25万余人），在空军支援下，发动了全线进攻。[103] 其结果，不仅彻底破坏了中朝联军休整和准备再战的计划，而且使印度等国试图让中国再做解释和继续呼吁停战谈判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而此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正如志愿军党委1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所言：“战斗单位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104]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勉强发起第四次战役，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给敌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联军进军三七线以南的作战目标则根本无望。相反，联合国军不仅攻占了仁川、金浦和汉城等战略要地，而且全线突破中朝联军的阵地，再次进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在随后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打过三八线，消灭了敌军几个师，但没有达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役目标，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则于5月20日发起全线反击，中朝军队被迫撤退，并遭受极大损失。[105]与出兵决策的情况不同，中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决策前后立场变化很大，开始确定出国作战的目的就是打到三八线，迫使美国进行停战谈判；后来不接受停战谈判的原因是中朝军队必须越过三八线，以实现政治目标；最后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是因为决策者认为可以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因此不需要停战谈判。
[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77、589页。 [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2-77页。 [70] 章汉夫与潘尼迦谈话记录，1950年11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31-33页。[71] Bradley to Marshall，4 December 1950；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President Truman and Prime Minister Attlee，December 4，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0，Vol.7，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1348-1349、1371-1372。参见Harry S. Truman，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Volume Two，Year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56，pp.400-401. [72]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388页。 [7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75-576页。[74] 罗申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12月7日，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7-19。 [75]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12月7日，АПРФ，ф.3，оп.65，д.336，л.20-21。 [7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606、607-608页。 [77] 章汉夫与潘尼迦谈话记录，1950年12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34-3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03页。[78]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635-636页。 [79]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0，1950，FRUS，1950，Vol.7，pp.1500-1503.[80] Memorandum by Rusk，December 11，1950，FRUS，1950，Vol.7，pp.1518-1520；Truman，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Volume Two，pp.417-420. [81]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429-431页。 [82]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17页。[83]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609页注释；《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615页。[8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08-409页。 [85] 苏联和朝鲜都不愿意中国在此时停止进攻行动。12月5日葛罗米柯告诉中国大使应“趁热打铁”（АПРФ，ф.3，оп.65，д.515，л.35-37）；1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认为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是美国人的意愿，而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应该为此提出的条件是：“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АПРФ，ф.3，оп.65，д.828，л.23-24）。12月13日，金日成明确向苏联大使表示，他对中国军队作战的推进速度感到不满意（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667-668）。[86]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16页注释。 [87] Peter Calvocoressi，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p.338-339.[88] 详见《人民日报》，1951年1月18日第4版；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367-371页；National Intelligence Special Estimate，January 11，1951（Editorial Note）；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Mi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January 13，1951，FRUS，1951，Vol.7，pp.64、76。 [89] 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Inc.，1969，pp.512-513.[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35页。 [91]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四册，第37页注释。 [92] 周恩来致柴军武电，1951年1月14日（个人收藏）；《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17页。[93]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7页。目前没有发现朝鲜方面如何答复的资料，但估计也不会反对。[94]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3-00068-01，第26页。 [95] 周恩来与潘尼迦谈话记录，1951年1月17日；章汉夫与胡阶森谈话记录，章汉夫与穆克谈话记录，宦乡与阿马斯顿谈话摘要，1951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3-00068-01，第26-34、35-37、41-45、38-40页。[96]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368-373页。[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1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3。[9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77-381页。[99]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7、201页。[100] 《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200页。[101]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91页。[102] 参见《人民日报》，1951年5月23日第1版。[103]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441-442页。[10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105]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228-238、254-268、305-358页；Matthew B. Ridgway，The Korean War，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67，pp.179-183。
沈志华老师凭着一手的解密档案和对历史的敏锐嗅觉，现如今成为中国冷战研究“第一人”。并以其勤奋、执着和对历史的挚爱书写了中国史学界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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